敦煌文献整理校录琐议

敦煌文献是1900年敦煌藏经洞出土的汉文典籍和文书。这些写于公元五至十世纪的材料，为二十世纪中国中古历史、社会、宗教、文化等许多方面的研究，提供了丰富多彩的素材。在日益受到重视的基层社会史、妇女史、宗教信仰、环境史、科技社会史、影象史学等方面的研究中，敦煌文献仍将焕发青春活力，在新的学术视角中闪烁光芒。

不过，由于写本时代的图书，文字没有定型，而公私文书更是俗别字满纸，给使用敦煌文献的人造成很大的麻烦。因此，整理校录敦煌文献的工作，从一开始就是和敦煌学的研究工作同步进行的。但是，由于早期的敦煌学研究者见到的敦煌写本十分有限，所以校录工作往往不尽完善。而且，校录出来的文本，有的是以专著或专文的形式发表，这样还比较容易查找；有的则是包含在研究论文当中，特别是一些较短的文书，很少有合集发表，查找起来十分不易。这些都给依据文献来从事学术研究的学者造成许多困难。

八十年代以来，随着改革开放，国内学人可以看到巴黎、伦敦和国图收藏的主要敦煌文献，还有不少人有机会到国外去访查抄录敦煌文献。由此产生了一大批优秀的敦煌文献校录和研究成果，如沙知先生的《敦煌契约文书辑校》就是其中的佼佼者。九十年代以来，刊布和正在刊布的有《英藏敦煌文献》、《俄藏敦煌文献》、《法藏敦煌文献》、《国家图书馆藏敦煌文献》、《甘藏敦煌文献》、《浙藏敦煌文献》和一些国内敦煌文献。这些大型图录所提供的较前更为清晰的图版，必将大大推动敦煌文献的录校工作。目前，张涌泉、黄征两教授和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郑炳林教授在组织人力，分类整理校录敦煌文献，首都师大历史系郝春文教授则按编号顺序，一件件地校录《英藏敦煌文献》所收非佛经文献。这些研究计划的实施，希望能为学术界提供可以依赖的标点本，就像中华书局标点本《二十四史》那样。

然而，目前整理敦煌文献还无法和当年整理《二十四史》的条件相比。一是虽然世界各地收藏的敦煌文献的大型图录都在陆续公布之中，但收藏量号称世界第一的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卷，目前，只出版了五册，距离全部公布还为时尚远；而且，有些少量的公私藏卷没有出版计划，如收藏在日本某家的李盛铎旧藏品，其中有不少珍本秘籍。二是有些写卷上的朱笔淡墨，再清晰的图版也无济于事，要校录出校录者所希望的“最终定本”，就必须查看原卷。英国图书馆附设的“国际敦煌学项目”（International Dunhuang Project）希望把所有敦煌文献扫描进电脑，在网上提供给所有研究者，以避免人们常常碰原卷。这种想法是好的，但据笔者阅读原卷的经验，有些文献的校录非看原卷不可。三是整理者的校录水平是决定“最终定本”好坏的最重要因素，而敦煌文献三教九流，无所不有，需要各学科的专家通力合作；有些文本，特别是那些第一次做录文的写本，应当由不同学科的学者反复推敲，然后定夺。只有这样，才能校录出权威性的敦煌文献校录本。